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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吉思汗之死到大胜关会议
在其母亲死后，郭靖已经矢志团结中国武术世界的全部力量进行抵抗蒙古运动。当蒙古在襄阳一带与宋朝发生军事冲突后，郭靖果断地站在了抵御蒙古入侵的前线，对昔日的恩主成吉思汗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或许由于郭靖的缘故，蒙古人改变了自己的战略，放弃了直接进攻南宋的计划，而首先对西夏发起了灭亡战争。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之后七年，1227年8月25日，西夏灭亡前夕，成吉思汗在西夏的灵州去世。据说在其死前曾与郭靖有过会晤，成吉思汗向他夸赞自己的广袤国土，但郭靖向他展示了自己高超的武术，并反唇相讥，告诉他死后也占不了几英尺的土地，令后者愤懑而死。125
成吉思汗逝世后召开了被称为“忽里台”的蒙古军事贵族会议，他的儿子窝阔台被推选为第二任蒙古大汗（1229年—1241年在位），随后是窝阔台的长子贵由（1246—1248在位）和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蒙哥（1251年—1259年在位）。窝阔台在1234年初灭亡了在河南苟延残喘的金国。南宋试图从金国的灭亡中获益，同年派遣军队占领了汴梁和洛阳，但遭到蒙古人伏击，损失惨重后撤军。蒙古和南宋于是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争。
在宋蒙开战时，蒙古人也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进行宏大的扩张。在1235年，蒙古人开始了新的西征，征服了俄罗斯诸公国并进入波兰地区。稍早一些时候，一支蒙古军队攻入伊朗和小亚细亚。而在更东方的朝鲜，自1231年起也饱受蒙古人的侵袭。在蒙古军队所到之处，无不伴随着残暴的屠城和杀降。
对正在形成中的蒙古帝国来说，较为特殊的是1240年代对西藏地方的吞并。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这一吞并基本在和平状态下进行。蒙古人并没有太多军事占领这一苦寒高原的兴趣，而自9世纪以来一直在分裂中的西藏却渴望借助外来力量摆脱目前的混乱局势。在1240年，萨迦派德高望重的知名僧侣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1182年—1259年）受窝阔台之子阔端的邀请，起程前往凉州。贡嘎坚赞此前就收了逃到西藏的桑昆的幼子霍都为徒，对蒙古人有一定了解。贡嘎坚赞向阔端宣讲西藏的佛教信仰并为他治疗了疾病，得到了后者的尊敬，尊称他为金轮仁波切（法王），他以这一名号为中国武术世界所知。金轮很快被送到北方朝见病重的窝阔台汗，窝阔台正如成吉思汗对丘处机那样，希望他能为自己延年益寿，封他为蒙古帝国的国师。不过窝阔台仍然在当年年底因为酗酒而死。金轮于是归于忽必烈的麾下。
如果遥远的俄罗斯和苦寒的西藏都能够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那么近在咫尺的南宋就更不应该成为问题了。从1235年开始，蒙军分东中西部三路进攻南宋，试图彻底征服这一弱小邻邦，却遭到了异常激烈的抵抗。在西部，蒙军劫掠四川后北归；在东部，蒙军被宋军在庐州以火炮击退。在中部的局势最为危险，1236年，蒙军占领襄阳后向江陵进发。南宋在失去襄阳这一屏障之后，面临着蒙军顺长江东下的危险，而沿途并没有多少可用的防御体系。不过蒙军在江陵被宋将孟珙（1195年—1246年）所拦住。而郭靖和丐帮的武术家们在1238年协助宋军收复了襄阳，迫使蒙古人撤退。这一危险遂被暂时消除。
此时的武术世界处于一个新的兴盛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二次华山论剑的势力整合。在清除了欧阳锋和裘千仞及金国武术集团之后，全真教‐丐帮联盟的主导地位空前牢固。对于全真教来说，蒙古入侵在中国北方地区掀起的社会动荡也有助于其组织的扩张。在一千年前的胡族入侵时期，道教和佛教的势力就是如此壮大的。并且由于丘处机和成吉思汗在中亚地区的传奇会晤，使得全真教拥有了一把最好的保护伞，对于全真教来说，在蒙古统治时期采取和在金代类似的双面路线也自然而富有成效。虽然王重阳早已逝世，而七大师也逐渐老去，但以重阳宫为中心，全真教又招收了大量第三和第四代的弟子，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武术家，成为武术世界最大也最受敬重的势力。但也正在这一时期，在摇摆的政治局势影响下，全真教内部开始酝酿着亲蒙古派和反蒙古派的对立。在四十年代，这一对立走向了公开化。
丐帮则与之相反。黄蓉娴熟的统治手腕甚至令污衣派和净衣派的分歧得以弥合。虽然黄蓉本人完全不喜欢污衣派的作派，但其依赖的亲密副手鲁有脚却是污衣派的领袖。因此，两派达成了势力均衡和妥协，并且在新的民族危机面前，派系间的龃龉显得微不足道。另外，即使丐帮的男权主义者不喜欢被女人统治，黄蓉背后的武术大师郭靖也足以令其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