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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武术世界的政策变化
在1758年—1759年高宗和天地会的合作后，继之以双方的激烈冲突，最后的余波是第二年福康安被释放。不过这一点有限的善意并不能缓和彼此的关系，此后高宗与天地会彼此间都深怀敌意。一方面，皇帝无法忘却被江湖盗匪抓获和殴打的耻辱，矢志将其彻底毁灭；另一方面，既然证据已经湮灭，天地会也放弃了拿身世问题继续要挟高宗的打算。已经有太多人知晓内情，这件事也被一些人透露出来，作为对皇室的羞辱。几年之中，有关皇帝身世的谣言四处传播，虽然无人敢在皇帝面前提起，但最后还是被高宗所听闻。皇帝的回答，当然只是加紧了对天地会的镇压。但这一真相仍然通过口耳相传和野史笔记流传了下来，并由近年的科研获得证实。307
在天地会闯宫事件后的几天，名义上获得兵权的几位亲王纷纷提交报告，以北京地区治安不宁为由请罪，请皇帝收回八旗的军事统辖权，高宗对此欣然同意。另一方面，他不惜代价焚毁了所谓的世宗遗诏后，孝圣太后已经没有制衡他的手段，但高宗既然与天地会决裂而安于爱新觉罗子孙的地位，太后最大的担忧也就自然消除了。皇帝与太后的关系逐渐修复，太后本人安然活到1777年才去世。另一方面，高宗对十六岁就死去的香妃一直念念不忘，他下令要求刚被征服的回部再选送一名妃子。于是第二年，和卓家族的另一个年轻女人霍‐法蒂玛（Khoja Fatima，1734年—1788年）被送到北京，她出自与霍集占关系较远的另一支系，但同样美丽动人。法蒂玛很快赢得了高宗的欢心，她被册封为容妃，享受了中国宫廷的奢华和皇帝多年的荣宠。
1759年事件还有其他方面的遗留后果。此后的高宗开始变得越来越神经质，白振死后，他身边不敢再采用汉族武术家作为侍卫。而全部选用满蒙的武术侍卫和西藏地区的僧侣，在被中国武术文化影响了多个世纪后，他们的武术造诣也是颇为可观的。高宗最为倚重的是黑龙门的武术高手海兰弼，他本来是鄂温克族人，但在和卓之乱中表现出色，高宗授以“巴图鲁”勇号，让他进入镶黄旗担任佐领，并留在自己身边担任头等侍卫。此人挫败了多次天地会及其党羽试图行刺皇帝的阴谋。3081767年之后，海兰弼被派到南方去征讨缅甸，高宗又命他的同门师兄德布为宫廷侍卫之首。
高宗极端忌讳提及一切与1758年密约有关事件的行为，在1765年，高宗再次南巡到杭州时，他的皇后乌拉那拉氏不慎提及他被天地会俘虏之事，立即被打入冷宫，从此失宠。309高宗还怀疑汉族士人们在文章和诗歌中对自己的血统进行讥讽，或者劝谕自己重拾汉人的身份，复兴昔日的汉族王朝，因此满汉关系成为他最忌讳的敏感点，他开始对一切周遭的迹象都狐疑不已，要求属下的臣僚拿着放大镜检验一切文字，极力查找各种蛛丝马迹，并加以严厉惩处，由此产生了大量恶名昭著的思想迫害或“文字监狱”案件。许多文人事实上并无吕留良式的反满观念，仅仅因为文字上偶然的歧义就被严酷处死。很长一段时间内，每一个知识分子在写到“清”或者“明”或者“胡”等常用的词语时，都会感到莫名战栗。
当然，更严厉的镇压还是针对武术世界的。清廷开始彻查天地会或红花会在社会底层植根于家族势力和行业工会的关系网络，试图将他们连根拔起。自从1759年的事变后，天地会将总舵迁往天山，距离昔日“儿童婆婆”在缥缈峰的宫殿遗址相去不远。由于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当地的有限清军拿他们无能为力，在刚刚建立统治的新疆地区，为了一个帮会的几个首脑进行大规模围剿，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是不可行的。然而天地会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内地其他省份的天地会组织中大部分被一网打尽，剩余部分因为难以和总部联系，不得不各自为政，导致了此后天地会的分崩离析。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天地会的总部因为远离了中国本部，居住在回部居民之间，他们代表汉族民众的合法性无形中被削弱了。另外，在香妃死后，陈家洛为了缅怀她，不顾文泰来和徐天宏等人的劝诫，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的宗教老师据说正是著名的阿凡提。310他随后与霍青桐结婚，在师长和妻子的影响下，他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像一个维吾尔穆斯林，这是正统的汉民族主义者所不愿接受的。仅仅几年之后，天地会的总部就逐渐从武术世界中被边缘化了。
陈家洛的授业老师袁士霄在听说鹰夫妇，特别是曾是他前任女友的关明梅惨死后，感到极为悲恸，此后心灰意懒，一直隐居不出。陆菲青不愿意随天地会躲在天山，他返回武当山的真武神庙，宣誓成为一名道教修士，称号为“无青子”，掌管了马真死后一盘散沙的武当。在数世纪前门派政治的鼎盛时期，武当掌门的显赫地位本可以大有所为，但在18世纪中叶，门派本身早已衰落，门人弟子们各行其是，无法再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活动。陆菲青只能以道教修士的身份祭祀神灵和教授学徒，长年蛰伏不出。